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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到安徽阜阳市临泉县，贫困立刻变得具体起来。
年，中国有了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，比临泉农村通电差不多早了40年。在这几十年里，农村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，夜晚常能闻到煤油气味。千禧年后，电话和彩电开始成为临泉的稀罕物，但还不足以稀释这里的贫困。
临泉县坐落在黄淮平原，以万人位列安徽第一人口大县。直到年，临泉才彻底摘下戴了二十年的贫困帽子。不过，即便脱了贫，临泉的人均GDP在经济落后的皖北仍然垫底。
为了生计，临泉的青壮年十几岁便进城务工。长年在外的有80到万务工人口，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县城。
这是一个被互联网忽视的僻静角落，也是有关远方的诗意想象终结的地方。临泉县作为一个尚且合格的见证者，审视着这种年复一年辗转的生活，他们去北方收废品，去南方卖菜，去浴池做搓澡生意，他们在沉默中勾勒匮乏的质地。
贫穷的含义有两层，它让临泉人的生活窘迫的同时，也剥夺了他们更多想象的可能性。至少在临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骑手县之前，廉价的洗衣粉、驶往不同方向的大巴车和远处名为城镇化的轰鸣，构成了临泉人生活的全部。
改变这片土地的，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，有大手笔的财政投入，也有互联网下沉之后的余波。
在过去五年里，六万名来自临泉的骑手在美团上送出了超过一亿笔订单，他们或是奔波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，或是穿梭在五环外的曲径通幽处。
骑手“确定且自由”的工作和收入，让临泉人开始有机会在家乡置业、购车、并给予孩子超越父辈的教育起点。改变的背后是六万个逐渐富裕的家庭，以及一群新兴的“县城新中产”。
那是灰色布景下，一种希望的光亮。
01
轨迹
在临泉县，不安全感曾是一种与生俱来，并且日积月累的生活状态。
在王文广看来，最初的不安全感来源于粮食。
临泉县位于安徽北部，大片的平原地本是发展农业的先天优势。但黄河的泛滥，让临泉的土地遭受着沙化和盐碱化的严重侵害，依赖收成的临泉人陷入了对温饱的忧患中。五口人只有两亩地的王文广一家，尤其如此。
在如今的临泉，耕田仍然是一些家庭重要的谋生手段
小时候可太穷了，只种地的话到冬天家里就没什么粮食了，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饱饭，冬天只能去冻土里挖地瓜。
在他11岁那年，村里迎来了第一台彩电，那是同乡的父母去深圳打工赚来的。彩色显像管的来访，带来了一个属于大城市的世界，也改变了临泉年轻人对生活的想象。
就像许多不能满足于看天吃饭的农村年轻人一样，年，16岁的王文广，选择辍学离乡去一线城市打工。
他在深圳落脚的时候，正值非典肆虐。工厂一旦不招工，他既没有工作收入，也没有宿舍可住，没钱了就睡在露天公园里，连着几天都是吃了上顿便没下顿。疫情过去之后，王文广先后在服装厂做过裁剪，在钢结构厂做过电焊，也在工地上卖过苦力。
苦日子在沉默中流过，但不安全感依然如影随形。
跟着施工队的那些年，王文广最南去过福建，最北到过黑龙江，跑遍了十几个城市。吃苦到没什么，他最怕的是包工头跑路，血汗钱要不回来。工地通常是年底才结钱，有时候剩下30%的钱就不给了。还有的会压工钱，只有继续给他干活才有可能给你。
哪怕是在沧州高铁站这样的项目里做注塑，凡是要到包工头这里经手一道，也会有七八年都结不清的欠款。屡被欠薪的王文广知道，讨薪最常用的办法是爬上工地的塔吊，不给钱就不下来。最后钱要到了，人也被公安带走了。
王文广需要更清晰且确定的数字，给漂泊在外的日子一点安全感。
他去了北京昌平，留在澡堂里学了搓澡的手艺。在这里，每天的收入清晰可见——每搓一个背收6块钱，师傅和店家五五分成，每一单拿到手里能赚3块钱。
在昌平的搓澡师傅里，有很多临泉老乡，包括彭中辉。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他也选择了按件计酬的搓澡工，店里包吃包住，每半个月结一次薪水，多的时候一下能给五六千。代价是要忍受洗浴中心里千奇百怪的刁难：彭中辉有一次磕破了客人的玉佩，客人说这玉佩花了一万元从云南找人开过光，让彭中辉赔一万五。
当时我就懵了，我说要钱没有，要不你报警吧。
澡堂的作息也一度累垮了彭中辉的免疫系统。他总要凌晨三四点才能睡下，中午12点起床。天天熬夜，老是上火，到后来随便一个小感冒，都得反复半个多月。澡堂里湿气很重，彭中辉认识的老乡中，有人40岁就已经风湿病缠身，痛的站不起来。
年开春，美团外卖把业务版图扩张到了昌平，一些商家开始做外卖。在彭中辉的经验世界里，务工的选择不外乎卖菜、搓澡和收废品。第一次听说外卖小哥的工作时，吸引他的理由很简单——商家少、单子少、骑手少，因此工作称不上太辛苦，也能有个合理的价格，在外面跑跑，对身体也好。
于是，他离开澡堂，成为了第一代临泉籍骑手，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外卖小哥。和他同期转行的，还有如今的临泉县跑单王——王文广。
王文广当了骑手后，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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