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夏服饰的背后,是一种东方审美观

按说,中国人看到汉服,一般会有自然产生一种认同感,因为汉服就是根据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、身材特点、审美观念而产生并演变的。可是,为什么很多同胞却没有产生认同感呢?最主要的原因,应该说是因为心中先有了成见。什么成见呢?首先是先已认可了当今流行的西方的审美观念,其次是先有了“汉服是已经过时了的服饰”这种想法,而归根结底,则是对华夏文化、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感的削弱或丧失。如果您对汉服不认同,请回头想一想是否如此呢?

汉服的款式特点是和我们华夏文明的传统审美观相一致的,和当今社会所流行审美标准有很大区别,甚至有些方面是截然相反的。当前所流行的审美标准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审美体系上的,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汉服,就好比拿白宫、克里姆林宫当建筑标准来衡量天安门一样,这样一衡量,不把汉服、天安门当成怪物才怪!所以,如果没有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感,不了解东方的审美标准,很难理解汉服之美。下面我们说一说汉服的审美特征。

一、追求雍容典雅之美

华夏文化崇尚高雅端庄,我们以成为君子和淑女为荣,却从来不以成为乞丐或歌妓为荣。屈子(原)追求“内美”与“外修”,内在的是道德修养,外在的则是仪容服饰,内在的道德修养必然表现为外在的仪容服饰上。汉服的美表现在端庄大气、雅致、飘逸,这正是追求礼仪廉耻、含蓄谦让、端庄稳重的反映。汉服不提倡裸露肌肤,并非认为肌肤不美,而是认为裸露肌肤是不自重又不尊重别人,是无礼的表现。

华夏文化不提倡以貌取人,更不提倡以色悦人。容貌身材好不好,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够选择的,所以,华夏文化不提倡以貌取人;绝大多数的人容貌身材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缺点,即使容貌身材非常完美的人,在他的一生之中,这种完美也是非常短暂的,所以,华夏文化不提倡以色悦人。貌美不能自炫,貌美不如有德,无论男女,都是如此,所以明代有个人说:“男子有德便是才,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是说,男女都不要炫耀相貌才智,而要重视道德修养。《周易·系辞上传》中说“冶容诲淫”,什么叫“冶容”?想一想“冶炼”是什么意思,就知道什么叫冶容了。一个人把非常多的精力花费在容貌上,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什么呢?其结果是增加好色之徒,当招来好色之徒而自己受到损害的时候,恐怕已经追悔莫及了。雍容典雅如何体现出来呢?体现在衣冠整齐、洁净上,体现在知书达礼上,体现在含蓄谦让上,体现在端庄稳重上。所以,在此观念下而形成的华夏服饰,自然而然地强调服饰与礼仪的结合,而不主张裸露肌肤、显示容貌身材。

在西方社会中,是否以裸露肌肤为高雅呢?看看西方历史上的服饰可以知道,他们也不裸露肌肤;看看西方的官员绅士、后妃贵妇的服饰也可以知道,他们一般也不裸露肌肤。但是,看看当今西方社会的文学艺术作品,却给我们一种错觉,好像西方人的传统服装紧贴身体,束腰、露胸肩背,尽可能的展现人体的性别差异,而西方服饰中以裸露肌体、展现人体的体态造型为美,以热烈奔放的感情外露为美。这种错觉也不全是错觉,因为近一百多年来,与商业直接挂钩的西方的时装、西方文学、西方艺术都与世俗相关联,即使是人体雕塑、绘画之类的作品,其高雅之处也不能说是人体,而是其中艺术性和思想性。这种商业化的、世俗化的追求,伴随着西方一时的富裕强大而一时之间风靡全球,恐怕绝大多数的西方人,也不会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穿上充分展示出两性特征的服装,或者裸露肌肤过多是高雅的体现吧?否则,西方不会把西服作为礼服,而应该把牛仔服作为礼服了;西方的后妃贵妇不会身穿超短裙、露脐装吧?

二、文化与实用的结合

服饰当然必须具有实用性,但是,所有成熟的服饰体系都不可能是只讲究服饰的实用性。在汉服中,有侧重于文化的,如深衣、玄端;有文化与实用性并重的,如冕服、官服、常服中的士女服饰;有侧重实用性的,如军服、蓑衣、夜行衣。但是,其中能够作为一个民族代表性服饰的,只能是前两者,而不可能是后者。比如,说到西方的服饰,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服革履;说到日本的服饰,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和服;同样,说到华夏服饰,我们会首先想到军服、蓑衣吗?

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汉服本身就是深深与华夏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实用性服饰体系,当初黄帝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,为什么“衣裳”竟然能与“天下治”联系在一起?为什么在《礼记》之中竟然会有《深衣》作为一个专篇?正因为汉服与华夏先王之道的礼乐教化紧密相关。《周易·系辞上传》中说: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,盖取诸乾坤。”而乾坤即是天地之道,华夏文化强调人要效法天地之道,所以,汉服便是“天人合一”原则的体现。《礼记·深衣》中说:“古者深衣,盖有制度,以应规、矩、绳、权衡。”又说:“制十有二幅,以应十有二月;袂圜以应规,曲袷如矩以应方;负绳及踝以应直,下齐如权衡以应平。故规者,行举手以为容;负绳抱方者,以直其政;方其义也。故《易》曰:坤六二之动,直以方也。下齐如权衡者,以安志而平心也。五法已施,故圣人服之。故规矩取其无私,绳取其直,权衡取其平。故先王贵之。”这就很清楚了,这种华夏的代表服饰——深衣,就是华夏文化的综合体现,而汉服的所有款式,或多或少都与深衣有关。

各种汉服款式,又有哪一种不实用呢?只不过是,所谓的“实用”不能简单化地理解。“实用”的第一层含义,是能够蔽体、御寒、防暑、遮风雨;第二层含义,是适合于做某种事情的时候穿用,比如军服在士兵作战时穿用,礼服在礼仪场合穿用,官服在官场穿用,常服在日常生活中穿用;第三层含义,是用于人与人、男与女、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区别与认同,因此才会有汉服、和服、韩服、阿拉伯长袍、西服之区别,才会有藏族服饰、白族服饰、彝族服饰、朝鲜族服饰等区别,才会有各种官服级别的区别,才会有军官之服饰、法官之服饰、警察之服饰的区别;第四层含义,是体现民族传统与民族自尊自信之用,比如汉服体现华夏传统,和服体现日本传统,西服体现西方国家民族的理念,而且当他们穿上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的时候,是对自己的民族归属的认同与自尊自信,也只有没有自尊自信的民族才会不认同自己民族的服饰。这五层含义,哪一层不算是“实用”呢?

三、汉服注重给人以舒适自然的感觉

汉服整体宽大,使身体和服装中间有一定的活动空间,既不是紧紧贴在肌肤上,也不是游离于身体之外较远,因此,汉服穿在身上,感觉舒适自然,没有束缚感。《礼记·深衣》又曰“短毋见肤,长毋被土;续衽钩边,要缝半下;袼之高下,可以运肘;袂之长短,反诎之及肘。”这样的设计,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合人体的感觉,使身体各部位都能尽量伸展自如而有回旋余地。衣服毕竟是要自己穿用的,所以,自身的舒适是必须考虑到的,同时,为了自尊和尊重别人而不至于有伤风化,所以,不能太随便。这样,汉服就将自身感觉的舒适与和谐的社会影响完美地统一起来了。

汉服不有意突出形体,所以,给人的感觉主要是宽松舒适;如果衣服不考虑形体就难以舒适,所以,汉服又有束腰,下裳也采用上紧而下宽的样式。有朋友可能会说:“汉服既然重视舒适自然,为什么还会有‘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’的现象?为什么还会有妇女缠足这种缺乏人性的做法?”从“宫中多饿死”一句就可以知道,这是批判“楚王好细腰”这种做法的。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和古文献知道,五代以前男女的鞋子是同一形制,妇女缠足始于南唐李后主的妃子,因为那位亡国的李后主的喜欢而缠足;北宋时开始出现于民间,南宋时较多但并不普及,主要流行于权贵阶层,而且其形状也是“纤直”而不是“弓曲”,有点类似于当今女士穿高跟鞋的样子;元代开始以“大脚天足”为耻,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,缠足才成为普遍的风气。从此来看,缠足不是儒学所提倡的,乃是违背华夏文化的崇尚自然的原则的,它是一种世俗的、鄙陋的习俗。

汉服的局部结构是汉服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主要特征,汉服具备的独特的形式是在领、袖、衽(襟)的部位与其他民族服装截然不同的特点。在剪裁方面,也是尽量保持面料的完整性,以便尽量使服饰给人一种舒适自然感觉。汉服以平面裁剪的方式为主,尽量减少服装的破缝,一般都是使破缝在身体的两侧,利用掩藏,在肩部、胸前和背后很少有破缝。因为人体是浑圆的、立体的,衣服是平面的,所以,这种裁减方式使服装和人体有一定的空间,既保证了舒适自然的感觉,又具有一种自然宽松之美。

汉服兼顾了人体的自然,布料的自然,人与社会的自然关系,即使所使用的色彩纹饰一般也都是来于自然。齐鲁风先生(网名)说:“服饰体现的内在本质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,色彩纹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族内在性格、精神在外在造型方面的反映。自从周朝形成了服制后,服饰色彩有了严格界限,也有着不同的含义。以玄端为例,士玄端玄衣纁裳,玄色黑中透红,纁色黄中并赤,有种深沉严肃的美。再如朱子深衣,白衣皂缘,纯正质朴,表达了儒者的精神。华夏民族原创花纹如回龟纹、菱形纹、云雷纹等,多以二方连续构图形式来表现,主观色彩并不浓,往往是某种自然物的抽象表现。举以冕服为例,日、月、星、龙、山、华虫、火、宗彝、藻、粉米、黼、黻十二章纹,虽各有寓意,然均取自天地宇宙间,仰视俯察天地间万物之象择而用之于服饰正是汉服纹饰的源泉。”

四、飘逸与端庄之美

汉服的典型特征是宽大飘逸,而飘逸之中又含有端庄,令人可以欣赏而不敢亵渎,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。汉服的主体外观是流畅的长线条,这和中国画中的线条是一脉相承的,也可以说是汉服的美成就了中国画艺术中线条之美,像历史上著名的“吴带当风”、“曹衣出水”体现的就是汉服线条的流畅美感。屈子“高余冠之岌岌兮,长余佩之陆离”的形象,“嫦娥舒广袖”的形象,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形象,无不飘逸而端庄,自然有一种凛然而不可侵犯之美。

有史以来,历代文人墨客对华夏衣冠之美的吟咏不乏佳作,画家们更是把衣冠之美发挥到象征神仙般的极致。历代汉人建立的朝代,无不以继承汉家冠服制度为荣,历经北朝胡风的李唐高祖甚遗言中还提到“其服轻重,悉从汉制”。在民族危亡之时,汉服更加成为民族尊严国家存亡的标志。女真南侵宋室,易中原服制,拒臣异族者,“不忍弃汉衣冠,愿死于此,为赵氏鬼,遂赴江而死”(《宋史·列传卷四四九》)。明清鼎革后,清室下令剃发易服,扬州十日,嘉定三屠……,千百万汉家儿女为捍卫汉服葬身满洲屠刀。

这种审美心理已经成为我们华夏的标志,以至于汉服的存亡成了汉人的荣辱存亡的标志。就在汉人被迫“剃发易服”三百余年之后,即便误以为汉人无民族服饰的人们仍然对长风盈袖、衣带翩然的优雅有种莫可名状的热爱与追思,很多人正是因为汉服美丽才投身于汉服复兴。有人第一次接触汉服,便有种言不由衷的热爱,因而由衷地期望着“著我汉家衣裳,兴我礼仪之邦”,可见其切合人们的心理,当然这与汉文化塑造的审美倾向也是有关系的。我们曾经自豪地称“衣冠上国”,也与汉服的这种飘逸与端庄之美分不开。

五、服装与饰品相得益彰

汉服的款式具有独特的外观,汉服的款式特征还体现在其独特的饰品搭配上。纵观历史长河的画卷,历朝历代的汉服款式细节会略有不同,但是服饰品最多的是名式绦、带、披帛等,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汉服的款式。男装中多垂以绦带、穗子作为束腰装饰,又或以佩玉等为补充,女装中更多关于腰带、垂绦、披帛的装饰,“襟飘带舞”体现的是汉服静中有动的美感,这也是汉服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服装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曹植的《美女篇》中说“罗衣何飘颻,轻裾随风还。”像佩玉、绦带、披帛之类的均属于长线条的形式,和汉服的整体风格是相一致的,在美学上属于调和与对比,调和体现在风格、线条的流畅性,对比体现在造型、颜色等与主体服装的差异上。

比如魏晋时期的女装,曳地长裙,广袖博衣,绦带飘逸,迎风站立时,衣袂飘飘,如仙人一般飘逸洒脱,有一种“我欲乘风飞去”的风韵。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中对女子衣裙飘逸风韵有具体的描述“奇服旷世,骨像应图,披罗衣之璀璨兮,珥瑶碧之华琚。戴金翠之首饰,缀明珠以耀躯。践远游之文履,曳雾绡之轻裾。”后人根据《洛神赋》中的描述绘出的女子形象,就是魏晋时女子多穿着的宽袖杂裾垂髾服(三角形下缘形状似旌旗得名“髾”),此种款式的衣襟下摆裁成两层交错的三角形,前后共十片,三角形饰彩色边缘,尖部下垂至小腿,里面着曳地大摆长裙,外面腰部裹着围裳,围裳里面两侧有轻软的飘带,肩臂披有披帛,整体服装优雅飘逸,其飘飘欲仙的形象姿态生动鲜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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